20年前，即1989年，也即改革开放10周年之时，我为《中国社会学年鉴1979-1989》写过一篇题为《转型中的中国社会和成长中的中国社会学》的文章，分析了关于中国社会学的情况，经过十年的艰辛创业和探索，经过十年与我国改革开放事业同命运、共呼吸，中国社会学逐步提高了自己的成熟性。一方面，社会学本身在理论上、在实践中都做出了一定的成绩，对我国社会生活发挥越来越明显的作用；另一方面，他得到了社会各界、社会科学各科的广泛的承认，成为非常新的学科之一。但是，其成熟性还是不够。

20年过去了，中国社会学成熟度得到了显著的提高。由笔者主编的《中国社会学30年（1978-2008）》，即将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该书各章对社会学不同领域所取得进展的梳理，有说服力地表明了这一点。

这篇总论主要围绕几个有关中国社会学发展全局的重大问题进行必要的分析和梳理，从中可以看出，中国社会学在30年中成熟到什么程度，它与前10年相比提高了多少，与前二十年相比提高了多少，从而表明它确实日趋成熟了。

   （一）科学性与价值性

自中国社会学恢复和重建以来，长期困扰中国社会学的众多问题中，科学性和价值性的关系问题，可以说是一个最突出的问题。这个问题其实是一个母题，它涉及到一系列子题：社会学是否是中性的或””价值中立””的学科？社会学是否与政治和意识形态无关的纯科学？社会学是否只有科学性没有人文性？等等。

在这些问题上，把不完全正确甚至错误的东西，当作不言而喻正确的东西，来加以接受，并作为用来评论他人的观点是否””科学””的标准，是中国社会学界曾经出现过的不成熟性的表现，现在，这种情况已经大大改观了。

1．社会学与价值性

在1980年代中国，””价值中立””曾被当作不言而喻的金科玉律，当作评判懂不懂社会学的试金石。其实，””价值中立””作为一种来源于实证主义的科学观，是一个在总体上包含根本缺陷但又有局部合理性的西方社会?学方法论原则，是一个在国外学术界有严重分歧、毁誉参半、仍难一致的争论问题，是一个在本质上与马克思主义相左但又有部分一致的理论命题，因此，对它极有必要采取具体分析的态度，既不能全盘肯定，把它夸大为我国社会科学的普遍的方法论原则，也不能全盘否定，将它说得一无是处，连它包含的合理因素也否认了。 这是一个总的看法，下面我做了一个具体的说明。””价值中立””它是一个总体上包括根本缺陷和又有局部合理性，他的根本缺陷是把科学和价值截然隔离开来，排挤一体价值的客观主义、实证主义的倾向，由于这个总体的缺陷使得它在认识功能和价值功能统一的社会科学当中没有办法实际加以遵循，也使它自己陷入了不可摆脱的自我矛盾当中；局部的合理性是指它包含强科学性和客观性这一合理因素，这种合理性是一种推向极端的形式存在。在上世纪80年代的中国，””价值中立””不仅被看成是一个普遍的方法论的原则，而且用它来规定整个社会学的性质。就把社会学说成是一个价值中立的学问。其实世界上本就找不出一个价值中立的社会学来。早在60年代，美国的社会学家米尔斯在《社会学的想象率》中批判了已帕森斯为代表的价值中立的社会学；70年代美国的欧尔德勒在《雷林的危机》中把价值中立的社会学称为神话，神话实际上就是不存在的东西；80年代，具体地说是1982年吉登斯曾经指出，社会学不可能是一个中性的知识活动，它不能不关心它研究对象可能产生的一种实际影响。我自己在1989年的时候指出，有一种意见认为，凡是科学就不能涉及价值，凡是涉及价值的就不能是科学。因此持这种意见的人把韦伯所说的价值无赦，就是value free ,当作不言而喻的真理记忆下来，并且把科学精神归纳为价值无赦的精神，我认为是不确切的、事实而非的。1990年，我写过文章说给社会学定义是客观性、科学性和价值性的统一，企图建立价值中立的社会学是不可能的，也是根本做不到的。同样的，就我们国家的情况来说，中国的社会学从来不是价值中立的社会学。正如我总结《中国社会学百年归结》的时候指出的，中国的社会学是应中国的现实而产生，目的是以不同的形式为现实服务。这是中国社会学的优良传统，在中国社会学里从来没有为学术而学术的社会学，这对社会学的两大系统来说都是这样。价值中立和价值中立社会学的衰落除了他在理论上站不住脚，那么他解释的越来越弱，还和上世纪60年代以来社会学思潮的变化有关系。这就是实证主义的魅力已经不像以前，而人文主义思潮的魅力就逐步加强。现在西方的一些社会学家都是以批判实证主义出身的，人文主义思潮加强，那么价值中立和价值中立的社会学就面临越来越强烈的批判。面对这个批判，我们可以稍微回顾一下，从六十年代到上世纪末，都是这样的情况。譬如说除了上世纪60年代，美国的梅尔斯，欧洲的法兰克福学派在1964年召开的纪念韦伯诞生100周年纪念会上，发动了关于价值中立的论战，这个论战我以前写过文章进行过介绍。在1970至1980两个年代，继美国社会学家古尔德勒之后，曾经任美国社会学学会会长的英格在一本叫《论反文化》当中直截了当的申明，他说他不能放逐价值，就是说不能把价值像犯人一样放逐到外地去，做出自己分析和评论的时候也不能佯装骑强，不能假装骑在墙上，看看这边，看看那边。到了90年代，对价值中立的批判不仅没有减弱，反而扩展到相邻的学科。那么一些权威的人士，譬如说诺贝尔奖金的获得者缪尔达说科学研究的客观性不仅仅只能靠通过试图排除价值来达到，相反是社会问题的每一项研究，无论范围多么有限，都是由价值观念来决定的。没有偏见的社会科学从来就不存在、将来也不会有。努力逃避价值观念是错误的，并且注定是徒劳的和破坏性的。价值观念和我们在一起。他说得很极端，即使你把它打入地下，他任然在指导我们的工作，这是诺贝尔奖评论的价值中立。另外一个社会政策的资深的学者迪特斯也指出，以中立的价值立场来讨论社会政策问题是没有意义的。社会政策首先碰到的是一个政策配置的问题，因为社会资源是有限的，我社会政策首先该集中在那一个问题上。